随着生产活动的全球化,“城市-地区”替代国家,成为全球生产网络和国家发展管治的核心地域.中国主要都市区通过“撤县(市)设区”行政区划调整,在地级市层面出现城市-地区新型地域空间.文章以佛山作为案例,探讨管治重整的过程及其对产业空间发展的影响.政府通过调整“市-区”财政关系、推动行政架构改革、建立空间规划和审批架构3个方面进行管治的尺度调整,构建出与新的管治空间相匹配的管理架构.同时,管治的尺度调整带来了产业空间的变化,佛山市域的工业企业空间分布格局整体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变动过程,以及呈现去中心化和多中心化的趋势.

运用GIS空间计量分析法、产业静态和动态区域集聚指数模型以及半结构式企业访谈等方法,对广东省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与扩散进行分析。Moran's I指数的分析表明,全省制造业空间集聚性呈现到"U"型分散化趋势,该趋势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理扩散所造成,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则表现为明显的集聚性。动态区位熵(D)也证明了珠三角转移扩散而非珠三角地区不断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程。最后通过企业访谈重点考察了产业空间重组的动力机制,广东省新一轮产业空间重组是在全球资本流动新特征、国内外经济环境以及政府政策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在区域产业转移过程中,政府制度安排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产业集群企业之间建立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联系上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是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然而,长久以来产业集群的非正式联系在西方主流的技术创新的研究文献中一直被忽视。本文通过对顺德家电产业集群3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总结了产业集群的非正式联系的三种类型,即企业衍生形成的非正式联系、人才流动形成的非正式联系、长期合作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非正式联系。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非正式联系对于集群企业技术创新有着不同的影响。前两者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技术信息与知识的传递,而后者主要体现在使企业之间产生了一种技术上的共同理解和认识,能够提高企业之间技术合作的成功率。

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影响产业空间重构的成本因素变化,通过对企业迁移区位和政府产业转移园区区位的分析,揭示广东产业空间重构的趋势与可能的空间格局,并且从绩效的角度对比了2003和2006年两个时间的广东省域经济增长格局,证明原有的珠三角和外围地区的"核心-边缘"结构已经被打破,产业转移不仅导致了珠三角外围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同时促使"后厂"的空间拓展和珠三角产业空间的转型。

在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空间分布呈现向珠江三角洲集聚的基础上,采用动态局部调整模型对1992~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9个地级城市中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广东省的区位选择,除受到城市区位特性因素的影响外,更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即与城市已有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呈正相关,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集聚效应,进一步的提出了通过产业集群培育和升级促进珠江三角洲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持续集聚的策略。